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新解释—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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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1880—1971 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著名史

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在宗教史、元史、

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推动了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与王国维齐名，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

二陈”，被毛泽东称为“国宝”。陈垣在长期治学过程中形成

的优良学风和一系列治学方法，为后来学人提供了示范。

提倡做“有意义之史学”

陈垣治学的出发点是把个人学术目标与国家民族的现实紧

密结合。五四运动前后，他看到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不仅政治、

经济、军事大大落后，学术文化也不如列强。因此， 1917 年

至1937 年之间，他治学的主旨是着意表彰中华历史文化，提

倡在学术上赶超世界一流水平。1917 年，陈垣发表《元也里

可温教考》，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此后“古教四考”

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著作更是奠定了他在国际史学界的地

位。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什么选择中外文化交通史的课题作为

突破口呢？通常认为是陈垣和天主教学者马相伯、英敛之常有

学术交往。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陈垣致力于在中外文化交通

这一汉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与国外汉学争胜。这期间，他不仅自

己身体力行，也鼓励学生努力向学，提出“应当把汉学中心夺

回中国、夺回北京”的奋斗目标。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陈垣的史学则以激发国人的民

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痛斥日寇、汉奸的残暴无耻为目的。他提

倡做“有意义之史学”，自觉地把史学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

联系到一起，借古喻今，以史学来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他提

到：“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

日寇、责当政耳。”尤其是《通鉴胡注表微》一书，陈垣借阐

释胡三省的史学方法和思想，全面总结自己的治史经验，以及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充分表达

着他誓死抗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激情。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与时俱进，确立了史学为社会和大众

服务的方向，将大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

设之中。比如，他参与历史科学12 年远景规划的制订，指导

编辑多种历史资料丛刊，参与多种大型古籍整理工作，解答外

交事务中有关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问题，审定教材和博

物馆展览，回信辅导普通民众的历史学习，等等。从陈垣的治

学历程可以看到，爱国精神是他卓越学术成就的源头活水，正

是国家民族的现实需要使他不断思考新课题、不断创新，从而

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取得学术新成果。

治学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

陈垣的史学成就，是经过长期刻苦治学才取得的。他经常

告诫青年学子，学术上没有捷径可走，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

役”。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大跃进”的“冒进”思潮影响

下，学校里也出现了浮躁的学风。为了端正风气，陈垣连续在

报刊上发表文章，和青年学生探讨读书和治学，他说：“有人

问我读书有什么秘诀，我想读书并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秘

诀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要有决心、有恒心，刻苦钻研，循序渐

进……任何学问，都是靠较长期的积累得来的。”

年少读书时，陈垣家乡方圆数百里内找不到一部二十四史

后来有个本家买了一部，他就经常在夜里打着灯笼去借阅这部

二十四史。30 多岁时，他开始研究《四库全书》，每天从北京

城西南的住处到城东北的京师图书馆看书，那时交通不便，路

上要耗费三四个小时，他不辞奔波之苦，用近十年时间认真研

究了这部几万册的大丛书。50 多岁时，他为了阅读《嘉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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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新解释—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之道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与王国维齐名，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被毛泽东称为“国宝”。陈垣在长期治学过程中形成的优良学风和一系列治学方法，为后来学人提供了示范。提倡做“有意义之史学”陈垣治学的出发点是把个人学术目标与国家民族的现实紧密结合。五四运动前后，他看到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不仅政治、经济、军事大大落后，学术文化也不如列强。因此，1917年至1937年之间，他治学的主旨是着意表彰中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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