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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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影响

说到长城，我们自然会想到连绵起伏的墙体、雄伟壮丽的

关隘；想到驻守的将士、征战的健儿；想到“万里长城永不

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可以说，长城集实体形象、

人文情怀、精神内涵于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

文明的重要象征。

长城最早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

使土地开垦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原政权向北方农牧交错地带

推进农耕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则时常以马上骑射的

方式对农耕地区进行侵扰。为阻止游牧骑兵南下，各个时期的

中原政权大多不约而同在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目的是将农

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适度隔离，维护相互间的生产秩序，降低战

争风险。所谓：“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

外，异殊俗也。”但在客观上，长城却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

间的交往距离进一步拉近，经济、文化上的互补性日益增强，

彼此间的交流往来更加密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

定坚实基础。

长城强化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经济互动和依存

自战国秦汉以后，各个政权修筑的长城主要位于农牧交错

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产品的单一性和不易保存性使

他们需要得到来自农耕地区的粮食、手工业品及酒曲、茶叶等

产品。同样，从游牧民族那里得到牛、马等大牲畜和畜产品，

也有利于中原政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军事实力。农耕民族与

游牧民族之间这种强烈的相互依存性与互补性，使长城内外各

民族间始终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并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

趋势。

在长城修筑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往往呈无序

的自然交流状态，由于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交易常常难

以完成。游牧骑手携带畜产品来到农耕地区，随时有可能将贸

易转换成掠夺。长城修筑后，这种贸易在西汉初期转换成关市

的形式。汉朝与匈奴订和亲之约，就包括了开放关市的规定。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

遗匈奴”。《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

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

数月辄致丰积。”有序的关市贸易，不仅使姑臧成为“富邑”，

而且使这里的居民有了更多发家致富的机会，为长城地带的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交融的局面，长城

内外各民族间的互市贸易更加频繁。柔然与北魏之间通过朝贡

的方式交易物资，北朝用马匹换取南朝的香料，北魏在洛阳设

置“四夷馆”安置周边各族及中亚、拜占庭来华的商人。隋唐

时期，长城地带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规模宏大，满

足了双方的互补性需求，“彼此丰足，皆有便宜”。辽宋夏金

元时期，北方民族建立地方和大一统政权，方便并活跃了长城

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过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

交流物资，在长城的关口之处多设置马市，许多马市如大同、

张家口等发展成为北方地区的重要城市。到了清朝，旅蒙商人

活跃于长城南北，全国商贸网络基本形成。

从历史上看，长城的修筑非但没有隔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

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反而强化了两种经济形态的互补性和相互

依存性。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经

济互动必然会带来文化交融和情感沟通，这也成为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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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影响说到长城，我们自然会想到连绵起伏的墙体、雄伟壮丽的关隘；想到驻守的将士、征战的健儿；想到“万里长城永不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可以说，长城集实体形象、人文情怀、精神内涵于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最早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开垦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原政权向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推进农耕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则时常以马上骑射的方式对农耕地区进行侵扰。为阻止游牧骑兵南下，各个时期的中原政权大多不约而同在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目的是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适度隔离，维护相互间的生产秩序，降低战争风险。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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