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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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汉承秦制，既继承秦成功的经验，也吸取了秦失败的教训

西汉初期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实行轻徭薄赋缓

刑的政策，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缓和了社会矛盾。文

景之时，国强民富，史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

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一幅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到了汉武帝时，依靠黄老思想治理国家已不能解决时代出现的

新问题。有鉴于此，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融合阴

阳、黄老、法家等诸家思想，将传统的伦理观念与国家战略相

结合，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

性的统一，其思想主要集中于《春秋繁露》一书中，对两汉政

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的系统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天”是万物化生的本源，也是

宇宙（包括人类）意义的终极依据。“天地者，万物之本，先

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

“天”的神圣性，使人道效法天道，天道与人道贯通成为自远

古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模式。董仲舒亦不例外。以尊天为核心，

董仲舒建构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法天而治”的思想

体系。

天人相类。董仲舒认为，人是由“天”创生的，《为人者

天》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

人之曾祖父也。”人的形体、哀乐喜怒皆与天相副。“人有三

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

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

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最终，

他得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结论，即按类别区分，

“天”与人是同类的。

天人感应。这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

学说。古人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

上天。在答汉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与《春秋繁露》诸多篇

章中，董仲舒以自然界中同类感应的现象，通过类推方法，指

出天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感应——上天能干预人事，人事

也能影响上天。这种思想具有浓烈的迷信色彩，但是，其在限

制统治者无限的权力、保证古代华夏国家的长治久安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法天而治。法天而治源远流长。《论语·泰伯》曰：“唯天

为大，唯尧则之。”董仲舒系统化、理论化中国传统“法天而

治”思想。一方面，治国应溯源于“天”，“天”是人世间的

主宰。《郊义》曰，“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另一方面，他又把人世间的道德价值赋予上天，为国家战略确

立了价值渊源。《基义》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

诸阴阳之道。……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

可求于天。”这样，董仲舒把战略与伦理都统摄于“天”的系

统之中，再造“天”的权威，将内圣、外王理论重新纳入

“天”的主宰之下，实现了战略与伦理的同构，为汉代国家治

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德”的范畴

面对封国诸侯叛乱、礼制混乱的社会局面，董仲舒继承和

发展了“尊君”的思想，把君主作为伦理主体。同时，他又通

过“天”对君主进行约束和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对君主德行的

要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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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秋繁露》：“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汉承秦制，既继承秦成功的经验，也吸取了秦失败的教训西汉初期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实行轻徭薄赋缓刑的政策，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缓和了社会矛盾。文景之时，国强民富，史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一幅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依靠黄老思想治理国家已不能解决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有鉴于此，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融合阴阳、黄老、法家等诸家思想，将传统的伦理观念与国家战略相结合，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其思想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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