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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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

名言。这句话流传广远，最初是化用自宋代程颐《代吕晦叔应

诏疏》，原文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

以安而不扰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民本理念的核心内容，

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政何以安民

民本思想滥觞于夏商，形成于周初，历代学者对此皆有发

明。随着国家和社会的阶段性演进，传统民本思想亦打上历史

阶段性特征。到了汉初，民本思想建基于“过秦”思潮之上。

汉文帝时期，贾谊在《新书·大政》中系统阐发了“以民为本”。

国家兴衰存亡，无不系之于民，民众的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

两汉至魏晋的民本思想在先秦诸子基础上，对国民关系的

论述更加系统，进一步强调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对此，汉魏

以来的学者在“立君为民”和“政在安民”上皆有阐发。

在“立君为民”层面追求二者的和谐统一是两汉民本思想

的普遍共识。严遵认为：“人之生也，悬命于君，君之立也，

悬命于民；君得道也则万民昌，君失道也则万民丧。……君者，

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在两汉学者的价值观中，君民

的和谐统一具有人伦的自然属性，正如父母之于子女。经汉儒

诠释，“立君为民”理念不断完善，并深刻影响着汉魏以来的

政治实践。

其次，“政在安民”。刘安在进呈朝廷的《淮南子》中明

确提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的思想，并详细论证了“勿

夺时”“省事”“节欲”等安民的具体措施。在汉初鉴秦之弊，

与民休息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安民”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汉武帝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从“无为”转向“有为”，但以董

仲舒为代表的“醇儒”仍继续阐发“安民”理念，并在具体的

经济政策上，提出应当“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

东汉至魏晋时期，“安民”仍被广为阐发，如东汉学者王充认

为，“民治国安者，贤君之所致；民乱国危者，无道之所为

也”。

汉末至魏晋，统治阶层频频阐述“民本”理念。如东吴陆

逊议曰：“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自古以来从

无“民殷国弱，民瘠国强”的情况，因此统治者“得民则治，

失之则乱”。其族侄陆凯亦以“夫民者，国之根也”进谏吴主

孙皓，并告诫其应注重民众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日常生活状态。

民心何以向背

隋唐之际的政权更迭，特别是隋如秦之速亡，使统治阶层

不得不再度审视民本，如太宗便有“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及

“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之言。为君如此，为臣亦然。贞

观十一年（637 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

本。”太宗君臣正是以该理念为基本原则，缔造了唐初的“贞

观之治”。

相对于唐，政治上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两宋政治家、思想

家对民本的阐述更为普遍。宋儒文集中，相关言论不胜枚举。

如宋仁宗时期的名臣包拯有“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

危所系”之言；石介有“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

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之论。随着

深受理学熏陶的宋儒广泛参与国家政权，民本理念深刻塑造了

两宋时期传统中国的政治伦理。

元初，极力倡导民本的是深受儒学熏陶的中原汉人。在此

后的数十年中，随着儒学影响持续加深，蒙古权贵亦渐接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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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名言。这句话流传广远，最初是化用自宋代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原文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民本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政何以安民民本思想滥觞于夏商，形成于周初，历代学者对此皆有发明。随着国家和社会的阶段性演进，传统民本思想亦打上历史阶段性特征。到了汉初，民本思想建基于“过秦”思潮之上。汉文帝时期，贾谊在《新书·大政》中系统阐发了“以民为本”。国家兴衰存亡，无不系之于民，民众的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两汉至魏晋的民本思想在先秦诸子基础上，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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