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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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老船长君：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乡规民约是农村社会秩序

得以维护的最基本社会规范。现代村规民约是沿袭传统规约，

迎合农村市场化改革趋势，回应村民政治期待、利益获取和社

会秩序维护等诉求，逐步发展完善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规则，

是村民之间的契约，是民间法。作为一种契约式规范，由于其

源于乡土社会，更贴近群众生活实际，在讨论制定过程中又体

现了协商民主理念，能获得村民的普遍认可，可较大程度地通

过村民的共信、共行得以实施，缓解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基

层政府与农村居民的冲突和矛盾，在基层法治化治理进程中有

其独特的地位、功能和价值。

一、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

乡约是中国古代介于国法与家规之间的生活规则[1]。古代

中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是乡里组织，有组织即有规则，最初

的乡规民约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不成文的地方习

俗。成文乡约的产生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 1076 年，即北宋神

宗熙宁九年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创制的《吕氏乡约》。其对民众

的约束以“入约”为前提，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

“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带有明显的契约性和乡村自治

性。由于乡约产生于乡土社会，通俗易懂，又伴随有族权的维

护，其实施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明清时期，乡规民约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关注。明成祖朱

棣时期一度以国法的形式颁布乡规条例，赋予乡规民约以法律

地位。清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下，乡约完全沦为国家控制农村基

层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乡民自治内涵。秦晖的研究显示“自

隋朝中叶以来，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只延于州县，

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2]。表面上看，国家权

力的终端是州县，事实上，农业时代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

对农村的统治，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没有农村社会源源不

断地向上层社会输送资源，政权将失去立足之基。这一时期，

地方官员对农村的控制一般是借助乡绅阶层实行间接控制，只

有农民起义或造反的时候，乡绅阶层无力控制局面，国家权力

才会强势介入。在长期的乡绅治理过程中，地主贵族们借助乡

规民约使农村社会得以安定，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历史上的乡

规民约表面上源于乡土，在实际制定过程中却并无底层农民的

实质参与，都是在地方精英（地主士绅）的主持下，以儒家伦

理为基础，以维护封建宗法禮教的伦理纲常为目的所制定。尽

管如此，乡规民约的内容仍然以淳朴民风、发展生产、维护治

安、稳固秩序为主体，是古代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规范。

民国时期，特别是上世纪 20-30 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

乡规民约退出集权治理范畴，回归乡土自治本位，出现了短暂

的复兴。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人们普遍认同的农村“破

产”为基础，以知识界投身到救济农村的各种尝试中为表征，

尽管各种团体参与乡村建设的形式不同，但目的却完全一致。

在江宁自治和镇平自治的尝试中，一个通过政府的力量推动乡

村自治，一个通过发动农民群众推动乡村自治，都体现了乡规

民约治理功能的回归。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快速延伸至农村最基层，取代传

统乡绅势力行使农村社会管理职能。1958 年兴起的人民公社

化运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国家法律和政策直接传递

到生产队，彻底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惯例。在农村管理方

面，人民公社对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包揽一切、无所不能，

乡规民约不再有存在的价值。而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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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讲义老船长君：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乡规民约是农村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最基本社会规范。现代村规民约是沿袭传统规约，迎合农村市场化改革趋势，回应村民政治期待、利益获取和社会秩序维护等诉求，逐步发展完善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规则，是村民之间的契约，是民间法。作为一种契约式规范，由于其源于乡土社会，更贴近群众生活实际，在讨论制定过程中又体现了协商民主理念，能获得村民的普遍认可，可较大程度地通过村民的共信、共行得以实施，缓解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基层政府与农村居民的冲突和矛盾，在基层法治化治理进程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功能和价值。一、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乡约是中国古代介于国法与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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